怎樣讀《尚書》
作者：姜廣輝
來源：《中華讀書報》2015年6月3日，第8版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三旬日庚寅
《尚書》為中國現代“五經”之一，非常難懂，漢代鄭玄將它比方為“天書”：“尚者，上也。尊而重之，若天書然。”
流傳至今的《尚書》共有58篇，此中33篇是由漢代家教伏生所傳《尚書》29篇家教文獻拆分而成，是《尚書》真本。它分為三年夜部門：虞夏書4篇，商書5篇，周書20篇。虞夏書記載了上古時期堯、舜、禹的事跡。他們是中國現代的傳說人物。雖然是傳說，但卻有上古社會的史影在。商周書是反應商周兩代歷史的檔案文獻。
還有25篇，經明代梅鷟、清代閻若璩、惠棟等人考證，是東晉人所獻的偽作。我們在這里不予討論。
本文重要介紹漢代伏生所傳《尚書》真本的思惟內容，重點介紹其崇“敬畏”、重“修德”的思惟。
《尚書》中的“天”“帝”“天命”“天威”等觀念
中東方文明雖然分歧，但有許多可以相類比的方面。例如，東方有至上神“天主”的觀念，明天東方人經常會說“my God！”“天主與我同在”之類的話。中國也有類似的天和天主（天、帝一體）的觀念，明天中國人們也常會說“我的天！”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之類的話。中國人這種觀念來源甚古，而最早的記載便見于《尚書》之中。
從上古以來，中國人就有這樣的觀念，認為天帝高屋建瓴，時刻注視平易近間，能賞善而罰惡，尤其重視統治者的行為，《皋陶謨》篇就曾陳述堯舜時代的“天命有德”“天討有罪”的觀念。《湯誓》篇記載商湯伐桀，認為這是替天伐罪：“桀之多罪，天命我誅殛之。”周朝人同樣信任“天命”，周公強調要繼承先王明德，以保天命之永遠，《君奭》篇載周通知佈告召公之語說：“天命不易，天難諶，乃其墜命。”（其意說：天命不易測知，天難倚信，周人無德也會墜掉天命。）總之，《尚書》中所記之圣王賢臣言論，年夜多以敬畏“天命”相訓導。
西周時期開啟了中國現代王朝政治的正統文明，其政治的法理根據即是“天”，而“天”給人的印象，與其說是可愛的，不如說是威嚴的，于是而有“天威”的觀念。在記載周公對召公談話的《君奭》篇中，周公就4次用了“天威”一詞。對“天威”的敬畏，反應了當時周族貴族之間的一種文明心思。我們以前認為，周族貴族強調“天威”，是為了嚇唬殷商遺平易近和王朝小平易近的，其實周貴族自己也是信任“天威”的。對這種信任“天威”的文明心思，我們不克不及簡單以一種“科學”來對待。應該說，周人對待天然和人事，對于當前和未私密空間來懷有一種“敬畏”的心思。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上面我們來共享會議室著重討論前人這種崇重“敬畏”的人生態度。
《尚書》崇重“敬畏”的人生態度
世界上如釋教、道教、基督教等宗教，其各自的神話內容、宗教教義、宗教儀式等雖然很分歧。但卻有一種配合的精力，那就是“敬畏”。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主流思惟的儒學沒有類似釋教、道教、基督教那種宗教組織，看上往很不像宗教，但卻保有類似宗教的那種“敬畏”1對1教學的人生態度。那么，儒學是若何做到這一點的呢？筆者以為，《尚書》一書或許能給我們供給它的謎底。
《尚書》中有關“敬”的論述，年夜體可以分為“修己之敬”“事天之敬”“臨平易近之敬”“治事之敬”四個方面，茲分別論之：
（一）修己之敬。《召誥》篇說：“王敬作所，不成不敬德。”（意思是：王者當以“敬”作所，即在任何處所皆不成不敬德。）《無逸》篇說：“君子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。”（意思說：君子心怨你、口罵你，應該加倍敬修其德，而不應責備于人。）聚會場地
（二）事天之敬。《立政》篇說：“以敬事天主。”對于上天要堅持一種敬畏的態度。
（三）臨平易近之敬家教。中國古來就有一種“天平易近一理”的思惟。天心見于民氣，民氣便是天心。君主既要“敬天”，也要敬平易近。《康誥》載成王告衛侯康叔之語說：“天畏棐忱，平易近情年夜可見。可不敬哉！”（意思說：天威雖可畏，常輔至誠之人。觀平易近情向背年夜可見天之輔與不輔。怎么可以不敬呢！）
（四）治事之敬。前人言“敬事”，猶古人言“敬業”。要對所從事的職業持穩重、認真的態度，不克不及出現差錯。尤其是對于關系瑜伽教室國計平易近生的年夜事，更不克不及忽視。《尚書》開篇《堯典》即記載堯“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斗，敬授人時。”（意思說：堯舞蹈教室乃命羲和之官，使之敬順昊天之日月星斗，制訂歷法，講究農時，敬授于人。）《洪范》記載周武王滅商后訪殷商舊臣箕子，箕子講座場地授洪范九疇，其第二項即是“敬用五事”。所謂“五事”：“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視，四曰聽，五曰思。”這是講“敬事”之人在言論行為上所應有的恭謹態度。
講“敬畏”就要講“不敢”，“不敢”是一種戒律，有許多工作不應做，不克不及做，這些“不應做”“不克不及做”的工作，便用“不敢”二字來表達其“敬畏”之心。
（一）不敢違抗“天帝”號令。這種情況多指王者而言。我們或許可以說，這是統治集團表達其意志的一種奇妙方法，而王者（或準王者）恰是通過類似的方法，借“天威”來增添本身的權威。如《湯誓》載商湯之語說：“予畏天主，不敢不正。”（意思說：我實畏懼天主，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）但另一方面，作舞蹈教室為“王者”也不克不及為所欲為，他也要受著“天”的約束。
（二）不敢背棄先王事業。《周書》中所言之“先王”，凡是是指文王和武王，當然這重要是對周族子孫而言的。《年夜誥》載成王之語說：“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。”這樣一種“不敢”，對后世統治階層而言，便意味要固守祖訓，遵守先王所制訂的年夜政方針來管理國家，避免自亂紀綱法式，以防止新興政權脫離正常運行的軌道。
（三）不敢侮鰥寡。所謂“鰥共享空間寡”，概指孤獨窮苦之平易近，猶如我們明天所說的“弱勢群共享空間體”。王者應心存仁愛之心，對孤獨窮苦之平易近加意體恤，使他們不至流離掉所。王者有此仁心，天然會獲得國人歡心。而得人心所以得全國。所以會議室出租《尚書》不厭其煩地講述這個事理，如《康誥》載成王告衛侯康叔說：“克明德慎罰，不敢侮鰥寡。”（意思說：能明其德以化平易近，謹其罰以防平易近，不敢輕瀆鰥寡無告之平易近。）
（四）不敢自求安適，不敢沉淪于酒色。人之掉德多因誘惑而起會議室出租，而“誘惑”總與逸樂有關。如耽于安適，沉淪酒色，樂于游遨田獵等。若帝王染此惡習，多懷孕敗名裂私密空間、亡國亡家之痛。所以《尚書·酒誥》說：“成王畏相，……不敢自暇自逸，……罔敢湎于酒。”（其意說：成王敬畏輔相之人，……不敢少自寬暇，少有安適。……不敢沉淪于酒。）
《尚書》重視“修德”的思惟
“德”在《尚書》中是一個非常主要而凸起的概念，“德”與“力”是相對的，“德”指品德，“力”指實力。殷商小樹屋后期私密空間，周邦逐漸強年夜起來，《左傳·襄公三十年》載北宮文子之語說：“《周書》數文王之德曰：‘年夜國畏其力，小國懷其德。’”這是說，當時周邦既有品德，又有實力。但就《尚書》而言，它重要強調的是“修德”。“德”與“刑”（或“罰”）也是相對的。在二者之間，《尚書》重“德”勝過于重“刑”（或“罰”），如《呂瑜伽教室刑》說：“有德惟刑。”（意思是：必使有德之人為明刑之官。）又如《康誥》說：“明德慎罰。”（意思是：明其德以化平易近，謹其罰以防平易近。）由此，我們可以將《尚書》的政管理念教學稱為“德治”主義，它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政治教科書。
《尚書》為什么會倡導“德治”呢？這能夠與上古社會統治階級的政治經驗有關，即凡一國的統治者，有德，則為國人所愛戴，從而1對1教學國運長久；無德，則為國人所厭棄，從而國祚不永。這幾乎是一個沒有破例的歷史規律。而王權既然被說成是“天”或“天主”所命，那么，在邏輯上，“天”或“天主”就必定眷顧有德之人，而厭棄無德之人。所瑜伽教室以《召誥》篇反復說：“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墜厥命。”（意思是：若不敬其德，就會提早隕墜天之所命。）而周族后世子孫要想延續周朝政權，也只要交流本身“修德”一條路，即教學如《召誥》所說：“惟王其疾敬德，王其德之用，祈天永命。”（意思是：惟王敏于敬修1對1教學其德，惟德是用，小樹屋方可以祈求天之永命。）
晚期儒家的最高的“德治”幻想是堯舜時期，堯的偉年夜在于能以同等共生的理念處理氏族、部落、邦國之間的關系，它的最高表現就是“協和萬邦”。《尚書》首篇《堯典》說堯“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蒼生；蒼生昭明，協和萬邦。”儒家關于這一歷史傳說的記述，反應了中國原始共產制時代的史影。原始共產制時代一往不復返了，而先秦諸子百家所直接面對的已不再是“以德兼人”的時代，而是“以力兼人”的時代，正如韓非所說：“上古競于品德，中世逐于聰明，當今爭于氣力。”（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）由此而有政治思惟上的“德、力之爭”。任德不任力，是原始儒家個人空間處理國家之間舞蹈場地政治關系的準則。但單純重視品德，忽視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，導致奉行儒學的諸侯國先后滅亡。而法家任力不任德，也導致聲赫一時的秦王朝敏捷滅亡。
《尚書》“德治”主張深入影響于后世。漢代儒家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，主張德、力并重。既要重視品德，也要重視國家的實力。如王充總結說：治國之道，一曰養德，二曰養力，要“文武張設，德力具足”，“外以德自舞蹈教室立，內以力自備，慕德者不戰而服，犯德者畏兵而卻。”（《論衡》卷十《非韓篇》）歷史上儒家和法家任德與任力之爭供給給我們這樣一條歷史啟示：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，應繼承和弘揚“協和萬邦”的優良傳統，在國際關系上樹立品德年夜國的抽像，同時為了維護本身的尊嚴，捍衛國家的主權，也要留意發展本教學場地身相應的經濟和軍事實力。
責任編輯：葛燦